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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


作者:外语系 日期:2012-10-16 11:26:00 人气:



杨周翰(1915.11.25-1989.11.16),祖籍江苏省苏州市,生于北京,西方语言文学专家、西方文学史家、比较文学专家。擅长英、法、拉丁语等外语。

19151125生于北京。1933年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赴瑞士协助美学史家喜龙仁编写英文本《中国绘画史》。1938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文系学习,1939年毕业。1939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讲师。194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之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整理汉学古籍。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任西方文学研究室主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ICLA。九三学社社员。曾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顾问、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考试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委员等职。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主编。19891116日因癌症在西安去世。

 

文学研究

杨周翰从事外国文学和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40年,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上个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这一领域惟有的两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成为高校文科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吴达元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莎士比亚研究

  注意莎士比亚时代、社会文化、同时代作家以及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解析世界莎学流派,指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的局限。所精心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外莎评汇编。

英国文学研究

  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在比较文学研究

杨周翰从英国文学研究过渡到比较文学研究。在跨中西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不满足于照搬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模式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模式,认为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学术精神

  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外,在译著方面,主要的业绩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著名的史诗《伊尼德》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著书立说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 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杨周翰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很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就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17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远僻,但它们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却都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专著专论的精深之度。

言谈举止

  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上、在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因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贴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显得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他的同行同辈,他都很彬彬有礼,但显然很有距离,甚为严谨、矜持,甚至似乎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甚至低压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听说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比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学场并不比官场简单、纯净,这里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处境、权位等级、学养高低、成就大小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在这场合里的行为方式、处事风格往往有其深层的缘由。

坎坷一生

在现实生活中,杨周翰显然活得并不顺心,不尽如人意,甚至不无伤痛,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他与夫人王还教授,可谓英美语言文学界的精英夫妇,可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却由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业,当时都没有能上大学,因此,就业与工作都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在存在着世袭制的封建时代似乎颇有沧海桑田之慨,但比起社会变化激烈迅速的20世纪中国已经够得上是永世长存了,在这里,君子之泽有时几乎是急速而,特别是知识文化的传统承继,在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里,书香门第、文化知识家庭之瞬息而斩者尤多。

杨周翰所遇到的显然就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作为知识界的精英眼见自家的文化知识之还没有到他自己身后即一斩而断,其内心的不平静与痛楚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家庭际遇外,杨周翰个人的学术际遇也有明显的不顺心、不得志。据说,建国后他在学术职称的级别上,一直居于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上调,虽然他的学术业绩、学术作为一直都是显著卓越的,他在学术领域里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主要著作

《攻玉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镜子与七巧板:比较文学论丛》、《忧郁的解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主编)等;主要译著:英国剧作家谢立丹的《情敌》、赛内加剧本《特罗亚妇女》、罗马诗人赫拉斯的文艺评论《诗艺》、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奥德维神话史诗《变形记》、美国作家戴文波长诗《我的国家》、斯末莱登小说《兰登传》等;主要论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密尔顿》、《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艾略特与文艺批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镜子与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

 

杨周翰:饮水思源 ――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我出生在1915年没有上过私塾,从小进的是新式小学。那时写国文作文,不论老师出什么题目,我们的开头一句不外是人生在世光阴。现在我已年逾古稀,回过头来看看往事,这样的开头倒也切题。

我是苏州人,从小生长在北京。我进小学是在二十年代初。当时在北京还有一座江苏会馆,是旅京江苏同乡的联络站。我祖父大半兼管一点这个会馆的事。为了旅行京江苏人的子弟就学方便,在会馆里办了一所江苏小学。小学校长是洞庭东山人,我们都叫他叶教习(当时的教师都叫教习)。他常因学校的事和我祖父有来往。我的小学教育就是在这里接受的。

大半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生有英文课了。我记得教我们英文课的教师是吴郁周先生,他也是苏州人,和我祖父是朋友。他为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当然小学英文程度是极浅的,吴教习的英文水平如何,我虽然不能判断,但现在回想起来,他非常注重发音的准确。他非常反对用汉字注英语发音。他说比如有人为了记ENGLISH GRAMMAR两个字的读法,就编了一句顺口溜英哥拉屎狗挠门,既注了音又便于记忆,但这样是永远学不会英语的。我想学一门外语而要摆脱本国语的干扰是困难的,但你若不摆脱,不建立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习惯,也是学不到家的。

我开始学英文,怎么也学不会,忽然有一天上课读课文,非常流利,好象豁然开朗一样。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和吴教习教学有耐心是分不开的。如果他认为孺子不可教,那么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对照今天来看,我们的启蒙英语,对发音似乎还不够考究,总带点口音。陈毅同志主张要学那洋腔洋调,说得极对。纠正方音的干扰,吐音准确,在启蒙阶段若不注意,以后难改。初学英语,好象一个异物进入体内,格格不入。教师自己发音要准确,还必须要有耐心。

当然有人会反对,会问什么是标准发音(如肖伯纳),言外之意,没有标准发音。实际生活中的英语也确实各式各样,标准云云浑如柏拉图的理念,但我们总应有一个标准而取法乎上。讲到方言,人人都说苏州方言适合女人说,不适合男人说,这一种偏见。苏州方言对学英语语音有不少方便,有些英语的短元音相当于苏州方音的浊辅音,苏州方言的声调对模仿英语声调也比较方便。苏州方言在几个大方言里恐怕最贴近英语。这是我的印象,有待语音学家研究。

我在江苏小学毕业后,1926年经亲戚资助进了崇德中学(今北京31中),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这所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据说是要办成一个中国的伊顿公学。家里怕我程度不够,先上了小学六年级。我在这学校一直上到中学五年级,因为我和老师捣乱,被学校开除。有位国文老师上堂讲黄庭坚,说他的号是石谷,我说不对,黄庭坚号山谷,塌了他的台。我又在作文里写打油诗讽刺他,被他拿住把柄,就到校长处告状,说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与我势不两立。校长大了我几下手板,把我开除了。

这所中学除了国文、中国历史以外,其他课程都是用英文课本。当时学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对我后来很有用,许多历史上的人名,外国地名,不仅记住了拼法,而且记住了正确的发音。现在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看见一个外国人名、地名,不知怎么念,一念又往往发音不对,或重音放错,或者认为读错了也无所谓。这虽是小节,但却代表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就象说中国话而读白字一样。至今西洋历史和文学中一些难读的名字如等等,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我的数学学的不好,但一些数学名词如都还记得。我学的英文课本记得是一套[英文津逮],后来还用了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教我英文的是一位英国老小姐,叫,她的发音当然非常地道,教书也很严格。[英文津逮]是一套由浅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语的基础,到了开明英文就有些文学课了。记得其中一课是讲亚瑟传奇的,把我带进了中古传奇世界,什么M魔术师,什么M,什么U,名字一个个都叫得出来,故事也十分吸引人,加以M讲得好,能引人入胜。这时也接触到一两首抒情诗,但记不得是那些了。

英语课当然有笔头练习,到五年级可能有作文了。也有口头练习,有时举行演讲会。

回顾这六年中学生活,我觉得学外语必须有一个外语环境。当时各门课程除国语和中国历史外,都用英语,各课相辅相成,事半功倍。这种环境已是历史陈迹,今天不可能再办什么教会学校,但是尽可能创造一点外语环境还是办得到的。其次,设法把扩大知识和外语结合起来,例如讲外国史地,甚至讲数、理、化,能否把外文的专名、术语也教给学生?不要把外语作为一门孤立的课去教,把外语以外的课和外语课看成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各自是个不漏水的密封箱。要想提高全国外语水平,一定要在中学打好基础。

我被开除以后,同学们很同情我。学校连转学证书都不给我,同学们想办法给我弄了一张假的转学证书,改了名字,转到了育英中学。本来六年级一般不收转学生,大半也是走点关系才进去的。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在灯市口。我上了一年就毕业了。这一年的英文是一位美国太太教的,她比M大有逊色,不过她用的课本还不错,我不记得名称了,只记得课本中有一些法国短篇小说的英译文,似乎有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还有莫泊桑作品的英译。这些读物不仅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因为它有故事性,初学英文的人不会感到枯燥。一般说来,英文翻译的非英语作品,常常译文本身文学性很强。英译本可能有时字面上不忠实,但它决不牺牲英语习惯,著名的翻译如[鲁拜集],托尔斯泰小说的两位译家的译本,斯科特/蒙特克利夫译的[往事追忆],威利译的唐诗,霍克斯译的[石头记]都是极好的英文。翻译是一个解释过程,翻译者往往本能地要把原文晦涩难懂的地方译得使人能看懂,这样一来,译文往往比原文明澈,给学译文这种语言(如英语)的人减少困难。所以不能小看通过英译外国作品来学英语的作用。

在育英中学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去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费用太贵,我考了北京大学,居然考上了。1933年我进了北大英文系,梁实秋先生是系主任。我在北大一直呆到19363月。在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师M把我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瑞典美术史教授喜龙仁(),要我和他一起核教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国画论]()的英译文。后来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此是后话。

在北大英文系学习的两年多,单就本系课程说,我上过朱光潜先生讲的欧洲名著。

朱先生这时刚到北大来授课,他从史诗、悲剧一直讲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讲,而是读作品,用的都是英译本,他也用英语讲授。朱先生最善于在纷纭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当时他住在后门慈慧殿,办文学杂志,他的寓所就是一间文学沙龙,我也经常去敬陪末座。朱先生使我开阔了对西方文学的眼界,同时使我对创作也发生了兴趣。

梁实秋先生总喜欢穿绸衣绸裤的中装,他讲莎士比亚是逐段讲解,参照各家注释,颇能深入浅出。当时他以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邀翻译莎剧,可以说驾轻就熟。潘家洵先生教我们戏剧。潘先生不是留学生,苏州人,他的英语讲来娓娓动听。他的北京话,苏州话都十分地道。他译了易卜生,也译了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在课堂上讲剧本简直把人物讲活,对于王尔德用字如何俏皮,分析得十分细腻,使学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淑平先生教我们传记,当时胡适十分提倡传记文学,我记得我还译了一部莫鲁阿(ANDRE MAUROIS)论传记的书(英译本,书名忘记了)。()先生在牛津学的是历史,英语之流利动听,难与匹。她教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洛克哈特的{司各脱传},不局限在这些作家,而是旁及英国历史、社会、风俗习惯,使我们增加了许多背景知识。应谊先生(女)教我们小说,记得读的小说有 {傲慢与偏见},还有其他十九世纪小说,要求我们的阅读量是很大的,她在课上重点分析。邵可侣(RECLUS)先生教我们法语,他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法国名字,他常常带实物上课,有一次带了夫人来作教具,教有关夫人等词汇。他用的是直接法,从不教语法,所以学生的语法概念级差,但发音、音调很好。第二年就用他编写的法文文学读本。

回顾在北大学习的两年半期间,名师引路,为我打开了西洋文学的大门和前进的道路。

19363月,我应前一年夏天喜龙仁之约,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莫斯科,有转列宁格勒、芬兰,搭船到了斯德哥尔摩。

喜龙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绘画的,专攻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乔托(Giotto),有专著(英译本19l7),后来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1920年就到中国来过,据说是唯一获准在宫内拍摄建筑物的外国人(当时紫禁城还由傅仪居住),继而又研究中国绘画。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国画论》,《中国早期绘画史》,他约我去的时候,正在准备写中国后期绘画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汉语不能独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他写下来。在口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总要经过一番商讨。我当时只21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则一无所知,尤其绘画理论,绘画术语,什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些至今聚讼不止的概念,什么吹云泼墨,什么破刷点拖这类技术术语,都是从未接触过的。但是这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同时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所理解。喜龙仁还带我去英、德、法各国首都博物馆看他们收藏的中国画,从所谓顾恺之的女史箴到明清画家的作品,颇开眼界。

1938年夏末我离开瑞典回国到昆明。当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联合成为西南联大,蒙自部分也迁到昆明。北大英文系主任是叶公超先生,他同意我复学,进四年级。从19381939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一年对我收获最大、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William Empson)的现代英诗。他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叶慈,艾略特一直讲到三十年代新诗人如奥登。他自己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但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的。他是位批评家,在大学时他就写了他的成名作《七种晦涩的典型》。他的批评有人把它归入新批评派,在主张精读close reading)这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燕卜荪并不无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他生前出的书如《牧歌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弥尔顿的上帝》和他死后出版的《运用传记》即是明证。他不同于新批评派还在于他认为应当追问作者的意图,评判作品应当有道德标准。他的精读法从文字分析入手,引导人深入到作品的多层次涵义,不是象印象派那样去评论作品,而是有根据地把深层涵义发掘指点出来。也许有人觉得他过于钻牛角尖,但不能指责他无中生有。他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实证主义的,和推理的演绎法相反,我至今觉得从理论到理论有它的用处,但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还要看实际批评中能否应用来决定,不从具体作品出发,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贸贸然提高到理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就是燕卜荪先生给我的经久的影响。1939年我毕业后,他就回英国了。l950年我从英国回来,他又在北大,但我在清华,拜会的机会不多。不久他就任舍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讲座直到1982年我去英国,我才又去拜访过他。1985年我再去英国,他已于前一年去世了。

1939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西南联大教大一英文,教两个班的读本和作文。陈福田编的大学英文,选的材料和今天比,可能相当于今天三年级的程度。有些文章也不愧为名篇,如红衣主教纽曼论大学教育,但教起来并不费力,改几本作文要费点时间,但仍有不少时间可以自学,写点新诗。我也订了一个自学计划,但未能全部实现,只做成了一件至今受益的事,那就是自学了拉丁文。我感到研究英国文学,除了博览之外,工具语言如现代语中的法语、德语不能不备,古代语言尤其拉丁文是必须学的。我在沙滩北大曾从罗念生先生学过一年希腊文,后来没有继续,经过十几年也忘得差不多了。在希腊拉丁之间,我觉得更迫切需要的是拉丁。当时在西南联大没有人开这门课,只好自学。拉丁虽是死语言,文法也不是太难,自学可以掌握,但究竟是吃力的。特别是诗歌,习惯于现代英语诗歌的人,吟咏拉丁诗歌就颇困难。而且真正要精通拉丁语,虽然重要的拉丁作家数量是不会增加了,但究竟可观,要博览,要扩大感性。在我也只能做到借助字典阅读的程度。不过这对我读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帮助已经很大了。我还用新诗诗体试译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第六卷。我因叶公超先生的推荐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 1946年秋到英国学习,被分配到牛津大学王后学院。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英国文学虽然读了一些,但总的说来有些杂乱无章。我想与其读个文学学土B. Litt.)的学位,不如重做大学生,系统地再读一遍。读一个学位固然可以深入一个专题,学到一些方法,但就我来说,基础不扎实还是不行的,专题可以以后再搞。现在回顾,这个决定是对的。

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将近三年毕业,可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古英语除了史诗《贝奥武甫》以外没有什么重要作品,但学了古英语对英语的发展能探本穷源,领会可以更强些,而古英语诗歌格律的特色对欣赏以后的诗歌很有帮助。中古英语的文学作品就丰富多了,乔叟、兰格伦、绿衣骑士、珍珠篇是其佼佼者。能从原文读作品,语感大不一样,通过翻译,即使是现代英语的翻译,总感到是隔靴搔痒,没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可惜后来回国以后,古英语无用武之地,竟荒废了,连中古英语也少问津。可喜的是我知道有几位青年学者在钻研这两门绝学,使之不

在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同时,我系统地学了从十六世纪到十九纪的文学(牛津大学十分保守,认为1832年以后的文学不必认真学,只消看看就可以了,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没有什么困难,不必教师指导).同时也学文学批评。学习的方法是在导师指导下自学,每周看作品若干,每周写一篇短文,拿到导师处去念,他就你的文章从内容到布局、行文、用词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开小灶的办法。导师一般是本学院的,也可就学于其他学院的对某一段文学或某些作家有专长的导师。当时是战后,许多退役军人入学受到优待,学生的人数多了,所以导师一般同时和两个学生会谈,按常规则是每次只约一个学生会谈。这种手工业式的、贵族式的教育不能适应训练大批人才的需要,但就其本身来讲,学生和教师直接交流,耳提面命,其效果必然高出大锅饭的讲课听课,既学到知识,也学到不同的方法去分析评论文学。

除了导师个别指导外,大学也邀请各学院教师或由大学讲座开课,有些学院也由本学院教师开课。开设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是不得不听的,其他课程学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当时非常叫座的讲课者我记得有C.L.Wrenn(古英语),J.R.R.Tolkien(乔叟,中古英语),C.S. Lewis(中古文学), Lord David Cecil(小说),C.T. Onioss(文字学)。有的是大讲堂上课,有的在自己的学院膳堂里讲,听众多,有的就席地面坐。当时强调思想内容的分析或强调欣赏的演讲较少,多数是传统训诂性质的。

三年下来,我觉得学的知识比较系统,增强了对语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学到一定的方法和表达能力。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去剑桥大学工作一年,为大学图书馆汉籍编目。当时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是捷克人夏伦(Gustav Haloun),他有一套编目的方法,要求按他的方法制卡片,但他并不给我规定数额,所以我可以从容工作。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收藏颇富,有几个私人藏书(如威妥玛Sir Thomas Wade,骆任廷Sir James Lockhart等)都赠给了这个馆,馆中丛书特别多,丛书的子目都要编目,编目就必须看看序跋和内容。我借此机会大大浏览了一番,有兴趣的还作了不少笔记,工作环境幽静,休息时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一年下来也读了不少书。

1950年末我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北大,头两年仍教英语。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搞了一个活用字,从一篇完整的文章里抽出十来个单词作练习,一篇完整的文章丢在一边,真是卖椟还珠,愚蠢之至。后来就教文学,编文学史,也是学习苏联。学习苏联,强调文学作为社会现象是对的,这一点在我过去的教育里是被忽视的,因此得到纠正。但把文学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就变成简单化;强调人民性过了头,有的重要作家就不入流。这种方法实际上没有能把文学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来研究,而是带着一种非常狭隘的宗派观点来看待文学遗产的,因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彻底的否定。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文学呢?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认识到文学是社会现象,但更重要的文学是文学,文学和其他精神活动一样是从一个方面认识事物,是分工。因此它不是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学,它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是象韦勒克(《文学理论》)所说的是外在因素,而是内外一致的。正如燕卜荪,尽管他貌似雕虫篆刻,实际上他是把文学看作社会现象的。我们应该记住外在因素的存在,着力点却应在文学本身。 Ars longa,学无止境,学文学也是如此,新事物不断出现。必须努力追上。

选自《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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